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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天易园何忠礼:史料论略-尔雅国学报

何忠礼:史料论略-尔雅国学报

研究历史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正确的观点,二是足够的史料。观点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史料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要研究人类历史、撰述论著,离开史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胡佩兰,寸步难行。过去,人们曾对“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两种不同的观点争论不休,实际上这两者的是非是明摆着的:既然理论来源于实践,“论从史出”当然是不争的事实。史料对史学研究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过去有些著名学者提出了“史学本是史料学”(注: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言》,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史学便是史料学”(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入《傅孟真先生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的论断。何雨婷这一看法,后来尽管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批评者并无半点轻视史料的意思,如批评者之一的周谷城先生说:“‘史学本是史料学’这话对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历史自身虽不是史料,但只能从史料中寻找而发见出来。”(注: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开明书店1940年版。)由此可见,言“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话,虽然说得有点过头,但史料的重要性却是被公认了的。
史料不仅要充足,而且要正确,如果用上了错误的史料,同样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古往今来,错误的史料可谓比比皆是,故史学研究者在运用史料时,必须尽可能地对有关史料做一番鉴别真伪的工作,这就是所谓考证,经过考证,被认为是确凿无误的史料,如何加以利用也大有学问。不过,这已经超出了史料学的范围,兹不赘述。下面仅就直接与史料有关的问题论述于下,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史料的种类和特点
所谓史料,就是研究历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史料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史料包括了宇宙世界所存在的一切事物,若按性质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实物史料,一类是口传史料,再一类是文字史料。
实物史料是指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与人类历史发展有关的实物,从一块经过初步加工的石头、一枚古人类的牙齿、一个古遗址、一幢古建筑到以往人们所使用过的、制作成的甚至接触过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作为实物史料。今天陈列于博物馆中的实物,绝大多数都是实物史料。年代越久远,实物史料就越显得重要。如原始社会的历史,因为没有文字依据,基本上就只能依靠实物史料。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的历史还是以生活在40余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时代作为开端;进入60年代,当人们发现了元谋猿人的化石以后,我国历史的开端就被推进到了170万年以前。如果今后发现比元谋猿人更早的人类化石,这个时间将再一次被改写。以往史学界一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是随着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四川盆地等地新、旧石器的发现,人们逐渐改变了这个看法,知道中华民族的文明应是多种文化的融合,而不是单向性的传播和扩散。即使是先秦和先秦以后的历史,实物史料也起着重要的补充和佐证的作用。如秦汉时代的度量衡,折合今天应该是多少,人们只能从地下发掘出来的秦权、秦量、西汉初元三年升、东汉建初尺、新莽货布尺、新莽嘉量等实物中获得了解珊克南契拉。
口传史料主要是指传说和民歌。远古人类没有文字,或文字很不普及,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民,直至解放前夕尚无文字,他们的历史,大多借助于传说和民歌得以保存。《说文解字》对“古”字的解释是:“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历史乃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而成。作为证据之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讲到他撰写《史记》一书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卷四六《直不疑传》。)这里所说的“放失旧闻”,就是指司马迁从田父野老中所听到的传说,说明《史记》有很大一部分史料来源于口传史料。今天人们研究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汗国早期的历史,《蒙古秘史》一书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而该书就是在成吉思汗命人创制蒙古文以后,用它追记流传在蒙古大草原上的传说故事和谚语而成。
文字史料,在三种史料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今人研究古代史,尤其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大多依靠文字史料。所谓狭义的史料,就是指文字史料而言。文字史料又可根据其依附于不同的器物上而分为多种。
一种是甲骨文史料。这是依附于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史料。甲骨文最早发现在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王盘庚迁殷至帝辛(纣王)亡国273年的遗物,所以人称殷墟甲骨文。又因为甲骨上所刻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殷王室贵族占卜用的卜辞,所以又称殷墟卜辞。殷墟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后来,在殷墟以外的山西、陕西、河北等地都陆续有甲骨文出土,这又为史料较少的西周史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甲骨文从1899年发现至今,一百年间已发现带字甲骨20余万片,计4500余个单字,但今天能够释读的尚不足一半,其作为史料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种是金文史料。就是铸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史料。先秦时期,金文多铸刻于贵族们作为礼器制造的钟和鼎等大型金属器物上,所以又称钟鼎文。金文虽然盛行于西周到战国时期,但从最新的考古发掘来看,尚有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金文存在,因此,金文和甲骨文同属于最古老的文字体系。《墨子·鲁问》篇说:“攻其邻国,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粟米货财,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说明金文与甲骨文不同,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对历史事件所作的记载。金文史料是研究商周至战国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其作为史料的缺点,与甲骨文相类似。
一种是帛书史料。这是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史料。缣帛在夏、商时候已有生产,故帛书的历史当与甲骨文一样悠久。除了上引墨子所说的话以外,《齐民要术》引用范蠡的话说:“以丹书帛,致以枕中,以为国宝。”说明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奇异恩典简谱,缣帛与竹、木一样,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由于缣帛轻薄柔软,可以舒卷,便于截断和携带,所以直到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文献记载,唐代还有人用它来书写、作画。流传至今的帛书所以非常稀少,主要是因为缣帛比较贵重,只有官僚、贵族才用得起,数量毕竟有限,加上缣帛容易霉烂蛀蚀,不能长期保存,能够传至后世的就更少。1973年到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易经》、《老子》、《战国纵横家书》以及关于天文、历法、五行、杂占、医药等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地图2幅,共计28种。上述帛书大多是为古代佚书,这是二十世纪帛书史料的一次最为重大的发现,对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种是简牍史料。这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史料。简牍流行于战国至魏晋时期,简用竹片制成,一般长约23厘米,宽约0.5-1厘米,最长的可达70余厘米。每简书写一行字,也有宽至2厘米左右的简,每简书写2行字。牍用木片制成,又称札,它比简要稍宽一些,有的宽至6厘米,呈板状,长度与普通的简相同。竹简、木牍也统称为简,若干简牍编缀在一起叫做策(册)。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荆门纪山镇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800多枚竹简,计一万余字,距今约2300年左右。经过整理后的《郭店楚简》,共有道家和儒家文献16篇,是近年来发现年代最早、字数最多的一批战国竹简,对于研究早期道家和儒家学说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共有1155支,另有80支残简。这是秦简在近代第一次被发现,对于研究秦朝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迄今已经发现的简牍史料,以汉代为最多,总计约有4万支左右,其中主要出于边塞、属于屯戍遗物的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泊汉简等;出于汉代墓葬的则有湖南马王堆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甘肃武威汉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简、青海大通县上孙寨汉简等。此外,在河南、河北、安徽、四川等省区也都有汉简发现。由于汉简数量多,内容丰富,所以成为今人研究汉朝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简牍的优点是书写材料的获得比较容易,缺点是作为书籍十分笨重,保管也不方便。
一种是石刻文字史料。这是镌刻在石板、岩壁上的文字史料。石刻文字史料又有石鼓文、石经、墓碑铭、摩崖石刻和石碑等多种。据目前所知,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djwma,是用秦国的大篆即籀文刻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所以人称石鼓文。每面石鼓上刻有一首四言律诗,共10首,内容为歌颂秦国国君的游猎活动。在古代,人们为了普及儒家经典,或为了统一儒家经典的内容,将其镌刻在大的石碑上,作为定本曾海潮,人称石经。我国古代的石经,以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曹魏时的正始石经和唐代的开成石经最为有名。墓碑铭是指墓碑、神道碑和墓志铭。墓碑竖于坟墓前面,上面镌刻的文字不多,一般只有墓主的姓名、安葬时间和子孙或亲族的名字。神道碑是竖立于墓前神道上的石碑,它比较高大,上面镌刻墓主的生平和功德。神道碑只有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才有,并依照官品大小,规定神道碑的高低。大约到魏晋时期,人们为了防备墓穴遭遇变迁后,不知道是谁人之墓,就将墓主的姓名、爵里及生平事迹刻于一块石板上,在上面再覆盖一块石板,以作保护,然后将它们平放在棺椁之前一起埋于圹穴之中,使日后发现者有所稽考。镌刻于石板上面的文字就是墓志铭。墓志铭包括墓志和墓铭两个部分,墓志为传,多以散文形式记载墓主的生平履历。墓铭似诗,主要是对墓主的颂扬和悼念之辞,通常是以四字一句的韵文组成,也有五言、七言不等。墓碑铭对于研究死者的生平当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摩崖石刻的内容十分复杂,有骚人墨客的诗文和书法,也有旅游者的题辞,以及商人、水手的航海资料和气象记录等等。此外,尚有各种石碑,有些记载某一工程建筑、水利设施的建造经过,有些记载皇帝的诏令、政府的禁令和乡规民约,有些镌刻地图乃至城防公事,有些是表彰孝子、节妇和先烈,唐宋以后更有大量的进士题名石碑,等等。
一种是书籍史料。这是写在纸张上的文字史料。纸张虽然发明于东汉,但它一旦出现以后,因价廉物美,易于书写,易于保管而很快取代竹、木、缣帛等,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书籍也就成了各种文字史料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
此外,还有以陶器、泥版、羊皮、砖块、树叶等为书写材料而形成的文字史料,但这类文字史料在我国的数量十分稀少,意义不大,故不赘述。由此可见,史料之多真是无可估量,即使是书籍记载的文字史料,也是汗牛充栋,不可遍举。
史料的种类尽管繁多,却有其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非有意而存在者占了绝大多数。今天的史料,就是前人活动的记录,有些记录是有意传至后世的,如《二十四史》和国史、实录之类,但更多的史料却是无意遗留下来的,后人加以命名为某种史料而已,广义的史料固然不用说,就是狭义的文字史料大多也是如此。如甲骨文史料,全是无意留下来的,金文、简牍、帛书中的文字史料,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无意留下来的,即使书写在纸张上的文字史料,多数也不是为了传之后世,而只是供一时之需而已。
二是史料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宇宙世界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史料,今天出现的事物,到明天就成了史料。
三是史料之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主要看史学家的需要和远见卓识。如甲骨文,殷商人视之如粪土,清末人视之为中药,金石学家王懿荣视之为古董,刘鹗、罗振玉视之为古文字,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视之为殷商史料。同样一件史料,放在不同的研究者手中,得出的结论和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不完全相同。
四是残破而永无完整。仅以典籍论,《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录的史籍,今天已十不存一;南宋灭亡距今天不过七百余年,但《宋史·艺文志》所载录的史籍,大部分也已经散失。究其散失原因,途径甚多,正如梁启超所说:或有意隐匿(“如清廷之自改实录”);或有意蹂躏(“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一新书出而所据之旧资料全被遗弃(“如唐修《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致使大部史籍毁灭(“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等等。至于无意遗留的文字史料,不出若干年,绝大部分就会丧失。因此,保存与失去的相比,只是一鳞半爪而已。
五是散乱糅杂、真伪并存。史料和有些矿藏一样,不同性质的史料、有用无用的史料往往共生在一起,研究者找到一个史料矿藏以后,就需要作一番认真的整理和发掘工作。既然大多数史料是无意留下来的,其年代、地域、人物、用途、真伪往往不能确定,即使有意留下来的史料,同样会存在上述一些问题(注: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P139~144;台湾东华书局1977年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P44,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史籍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正史、实录、会要、杂史、野史、稗史、文集、笔记、小说、方志、谱牒、言行录、语录、传记、奏议和各类政书等等。史籍虽然不等同于史料,却是史料的渊薮。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伪书的问题,就算不是伪作,无论哪一类史籍,无论为何人编撰,多少都存在着记载失实的问题。对此,早在2300多年以前的孟子就已经指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注:《孟子·尽心下》。)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积多年治学之经验,也谆谆告诫他的学生:“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注:《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们所说的话,看似有些偏颇,其实却是至理名言,是经得起检验的。
以实录为例,它是记载某一朝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体大事记,后来往往成为编纂国史和正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从唐代起,实录由史馆官员编修,宰相监修,可谓慎重其事。其实,只要事涉统治者乃至编纂者的个人私利和成见,便不可能真正做到实录。如唐太宗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的,杀兄弟、逼父亲始终是他的心病,于是他给监修实录的宰相房玄龄定下调子,将这件事比作“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史官“畏有忤旨”(注:吴兢:《贞观政要》卷二八《文史》。),当然只得照办。再如北宋神宗一朝的实录先后修有三部:第一部修于神宗死后不久,保守派上台执政时期,史称旧录;第二部修于哲宗亲政以后,变法派重新上台执政时期,当时史官将“旧录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史称“朱墨本”;第三部修于南宋绍兴年间,史称重修本(注:《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彭雪茹,卷四七一《奸臣·章惇传》。)。上述三部实录,对王安石及其领导的变法运动,就分别作出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不同记载。实录的一再改写,至清代尤甚,正如梁启超所言:“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P86,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故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早就指出:“实录往往差误。”(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五八。)
再如笔记、小说,虽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却因来源并不可靠,记载失实的情况就更多。南宋学者洪迈指出:“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注: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接着他列举了魏泰的《东轩笔录》、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载史事为例,来说明这一看法。实际上,凡是笔记、小说,都有这类毛病。就以司马光所撰之《涑水记闻》一书来看,错误也比比皆是,如书中对后人多所称引的所谓“金匮之盟”、“杯酒释兵权”、“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诸条内容,都不可信。
那么,谱牒、行状、墓志、传记一类出自自家子孙或亲朋好友之手而撰成的史籍或记事,是否一定可靠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宋人《涧上闲谈》有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记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不可尽信。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耳。”(注:转引自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卷一一《谱牒难考》。)这里姑略举数例以证明之。
北齐人魏收撰《魏书》,他在该书卷一○四《自序》中历叙自己的家世时说:“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渤海天易园,……歆子悦,……悦子子建,……谥曰文静。二子收、祚。”按魏收生于公元506年,距汉初已整整七百年,七百年仅传七世,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说魏收的修史品质不好,有人甚至对《魏书》有秽史之讥,在讲到自己家世时熊猫tv娜宝,难免有强攀远附的弊病,因而不可凭信的话,那么出自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之手的欧阳氏族谱,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且看周密对他的评论:“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其言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当唐末,黄巢陷州县,乡里赖以保全,琮以下谱亡。自琮八世生万,为安福令,公为安福九世孙。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后世族谱散亡,其难考如此。欧阳氏无他族,其源流甚明,尚尔,矧他姓邪。”(注:转引自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卷一一《谱牒难考》。)说明即使出于大家之手的谱牒,同样会产生上述弊病。
论者或以为,远祖邈远,难免后来因世系断绝而不可考,造成舛误,那么当代人记当代人的履历,是否一定可靠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如《宋史·后妃传》所载宋代各个后妃的年龄,都有玉牒作为依据,本来是不应该出现差错的,可是偏偏也有记载不确的,宋高宗生母韦氏的年龄即为一例。在《宋史》本传里,不止一次地提到韦氏的年龄,据此可以推算出她生于元丰三年(1080),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俘虏北去时的年龄已有48岁。实际上,通过考证可知,韦氏被俘虏北去时的年龄应是38岁。赵宋统治者为什么要篡改玉牒你太诚实,将韦氏出生时间提早10年呢?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另作论述。
总之,无论何种史籍,所载史料都有可能出现错误,人们在运用时决不能轻信。下面,再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造成史料错误的几种主要原因。
首先,由于作者立场、观点和个人利害关系等原因而有意错乱和捏造史实。下面一个例子可谓非常典型:南宋绍兴年间,鉴于战乱之后版籍散亡,官僚、地主趁机隐瞒田产,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不合理状况,朝廷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界法,以均平赋役。可是让朝廷大感意外的是,这项明明有利于一般贫苦农民而不利于官僚、地主的措施,据说也遭到各地农民的激烈反对,其中又以四川地区为最甚,反映“民情”的议论纷纷传到临安。于是,宋廷便派潼川路转运判官王之望前往四川调查。绍兴二十六年(1156)九月,王之望向朝廷报告说:“臣前在东南日,闻蜀中经界大为民害。……自入本路境,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经界,与峡外所闻不同。”接着,他分析了这种“与峡外所闻不同”的原因:“蜀人之至东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则公吏与富民尔;其贫乏之徒,固不能远适,虽至峡外,亦无缘与士大夫接,故不愿者之说独闻,其愿行者,东南不得而知也。”(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四,绍兴二十六年九月条末。)
王之望的这份奏疏,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历史记载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充满着假象。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总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来评价人物、事件和政策的好坏。有时直接加以攻击或赞扬,有时假借民意,进行间接的攻击或赞扬。他们的这些议论或奏疏形之于笔墨而被流传了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史料,使人真假莫辨。有学者曾经指出,由于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所以最高统治者若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可以得罪广大农民,但不能得罪反映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文人士大夫。若得罪了农民,他们除了揭竿而起以外,不可能给封建统治者的罪行留下多少记载;反之,如果得罪了文人士大夫,他们尽可以夸大其辞,给他在史书中留下恶名,让他永世不能翻身。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不乏其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果成了二千余年来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王莽改制,为了缓和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禁止买卖,从而损害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过去曾经拥戴王莽称帝的文人士大夫终于愤然离他而去,并将他加上了“篡位”的罪名;南宋权臣韩侂胄将道学打成伪学,迫害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官员,虽然他后来因为抗战失败而被投降派矫诏杀害,史书仍然将他打入《奸臣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党同伐异,故意歪曲事实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可以这样说,史料内容如果涉及到朋党之争的是是非非,往往容易失实。如章惇乃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成员,不仅才干卓著,而且坚持原则,不搞裙带关系,四个儿子虽然都由进士出身,“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后来保守派为他修国史列传时,竟将这种“不肯以官爵私所亲”的优良品质,说成是“穷凶稔恶”(注:《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卷四七一《奸臣·章惇传》。)。元代史臣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又将章惇打入了《宋史·奸臣传》。
其次,由于谄媚统治者或屈服于他的权势而有意错乱和捏造史实。这方面除了上述“金匮之盟”等例子以外,美化统治者或掩盖他们丑行的史料,在史籍里可谓不胜枚举。如正史中凡涉及到某一朝代的开国皇帝出生时,总不外有“红光满室”、“异香经宿”等怪异现象出现,修史者明知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还是照写不误。既然这种荒诞不经的事都可捏造,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为统治者捏造和歪曲的呢?
第三,由于出于孝子慈孙或门生故吏之手而有意错乱和歪曲史实。这在有关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记中表现最为明显,夸大功绩者有之,掩盖罪责者也有之。如南朝萧子显修《南齐书》爱情契约,为其父萧嶷立传,长达9000余字,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十分之一,内称萧嶷是“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的人物,纯属肉麻吹捧。凡是涉及墓主因贪污、渎职而遭贬谪的史实,在墓志铭和行状中多避而不谈,偶有提及,多将原因归结为“与长官不合”,“遂挂冠而去”,或说成是为民请命而受人诬陷所至等等。总之,在这类史料中,多数有美化和拔高的成分。
第四,由于得之道听途说而造成史料的错乱。这种情况,以笔记、小说、野史、杂说为最甚,上文已有所论及,今再略举一例:《梦溪笔谈》卷九谓:“柳开少好任气,……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杨智发,擢景优等民国败类。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按柳开(947~1000)是北宋初年古文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考取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进士。张景(971~1019)系柳开学生,时年只有四岁,他考取进士是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两人怎能同时应举(注:参见柳开《河东集》卷一六所收张景撰《柳开行状》。)?这个错误显然是沈括轻信道听途说所致。
第五,由于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乱。有些刊本或抄本,因刻写疏忽,或为了谋利而粗制滥造,或因翻刻者别有用心的删改,致使内容发生脱漏和舛误。如南北朝有一权贵。他读了一部名为《蜀都赋》的书,里面有“蹲鸱”二字,并作注曰:“芋也。”但将“芋”字误抄成羊字。一次,有人送羊肉一块给这位权贵,他复信表示感谢,信中用了“损惠蹲鸱”一语。“馈赠羊肉”说成了“馈赠芋头”,使收信人读后惊讶不已。
三、鉴别史料,正其讹误
在古代,学问分三个方面,即义理、文章和考据。义理是关于儒家经典、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文章是关于诗赋、策论、表章、制诰等文学才能;考据又称考证,是关于鉴别史籍和史料真伪及价值大小的学问。人们对义理、文章的重要性,并无争论,对考证的评价却大不一样:有人视考据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金庆皓,有人认为只有考证才是真正的学问。实际上,两者都说得有些偏颇。公允地说:没有考证而从事著述,宛如将大厦建于流沙之上,动辄就会倾倒;为考证而考证,则形同无的放矢,失去了考证的意义。所以两者都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考证和著述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了写好论著,必须搞好考证。
要鉴别史料,正其讹误,搞好考证工作,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搞清史料的确切含义,尊重史料的客观性。每一条史料,都有它一定的含义,只有领会其真正意思,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引用,否则与用了错误的史料并无两样。如明人陆琛《河汾燕闲》卷上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即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道)之先矣。”陆琛不了解废像、遗经乃两件事;一须雕,一须撰,这是后周武帝灭佛捣毁佛像、焚烧佛经的结果,他将“雕撰”误解为“雕版”,从而得出隋文帝时期已有雕版印刷的错误结论。
二是引用他书要检对原文,并尽可能地引用第一手史料。他人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由于传抄疏忽和校对不精等原因,可能会产生文字脱、衍、倒、误及篇目张冠李戴等错误,引用者一定要核对原文,以免以讹传讹。所谓原文,也有第一手、第二手乃至第三手史料的不同。第一手史料是指最早形成的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指据第一手史料而撰成的中料,以下依次类推。如研究宋史,《宋会要》是第一手史料,据国史、实录、会要等编撰而成的《宋史》是第二手史料,据《宋史》编撰而成的《宋史纪事本末》就成为第三手史料。一般情况下,史料总是越抄越错的,故以第一手史料为最可信。
三是要尽可能引用好的版本。一部史籍,往往有多种版本,所谓好的版本,是指雕版早、校对精的足本。如《筹海图编》一书,有嘉靖本、隆庆本、天启本、康熙本等,作者为明朝嘉靖年间出任过江浙总督的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在隆庆本中,作者还是郑若曾,从天启本起,已被书坊篡改为胡宗宪了。再如二十年前,史学界对宋江有否投降的问题曾经出现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几次著文否定宋江投降。后来有学者引用北宋末年人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一诗,证明宋江确实投降了朝廷。邓先生至此才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是错的。学问渊博如邓先生者因何连《忠愍集》也不知道呢?原来他曾经读到过的《忠愍集》是一卷本,没有诗一卷。这是不用足本而造成错误的一个例子。
四是要详细占有史料,才能去伪存真。史料是否正确,不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这有一个深入分析、比较和研究的过程。为此,必须拥有足够的史料,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才能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陈垣先生在论及自己如何做学问时,谈到这方面的体会,他说:“一、凡事之传说,不论真伪,必各有因;二、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三、读书时遇细微异同之处,亦不可忽略。”(注:《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前面提到宋高宗生母韦氏被俘时的年龄,据《宋史》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所载推算,是48岁,可是《靖康稗史·开封府状》却记载为38岁,这10岁的细微差别,往往容易为人忽略。可是一旦抓住了这个差别以后,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考证,可以证明《开封府状》的记载是正确的。宋廷所以要将韦氏的年龄增加10岁,原来是为了掩盖她在金国时再嫁女真贵族并生有二子的“宫廷丑闻”。看似一位后妃年龄记载的差异,无足轻重,却揭开了宋钦宗和被俘北去的所有宗室、后妃、公主、驸马所以不能返回南宋和绍兴年间严禁野史的真实原因(注:参见拙文《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载《文史》第39辑,1994年版。)。
五是正确采用反证、理证等方法来鉴别史料。为证明史料的错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举出一个与史料所言意思刚刚相反的证据,也就是反证。如汉文帝时,有人诋毁中大夫直不疑“善盗嫂”,直不疑回答说:“我乃无兄。”(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卷四六《直不疑传》。)真相立即大白,这就是反证。但是,在鉴别史料时能用上反证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情况是明知其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时只好用理证的方法,即以自己的学识积累为基础,按情理进行判断,以逻辑推理加以证明。如《宋史·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刊”与“纠”意思基本相同,从书名判断,两书当为一书。考《新唐书·艺文志》经解类有颜师古《匡谬正俗》八卷,可知宋人为避太祖“匡”字之讳,或改“刊”,或改“纠”所至。
六是借助考古发掘来核实史料。如《战国策》卷二一有“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一句,《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却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过去人们对“触詟”抑或“触龙言”的是非一直争论不休。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类似《战国策》的书,整理者定其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在同一篇中作“触龙言”,证实“触詟”系“龙”与“言”上下两字连写所造成的失误。再如史书记载南宋京城有一座属于修内司的官窑,由于长期找不到窑址,人们对这条史料一直持怀疑态度。直到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附近找到了那座官窑,才证实了这条史料的正确性。
由于史书作伪的手段五花八门,史料错舛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所以仅凭上面所介绍的几种考证方法来鉴别是远远不够的。对具有较高史学涵养的人来说,还应该充分利用目录学、年代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和避讳学等知识来鉴别史书的真伪以及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大小。如某一史籍是否是伪作,一般可通过目录学、版本学和避讳学的知识加以鉴别;书中内容有否为后人所增改,可以通过年代学和避讳学的知识加以鉴别;史籍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官名和常用语出现了错谬,有时可从避讳学、训诂学等知识获得鉴别。这些考证方法更科学、更理性、更有效,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详述。
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