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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践的传播:一种数字媒介革命语境下的观照-新闻界


作者丨骆世查
标题丨作为实践的传播:一种数字媒介革命语境下的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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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研究混淆使用“传播实践”概念的情况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对核心概念的无意识,以及对其所处学术脉络的忽视。更重要的是,数字革命正促逼着一种对传播实践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考察。面对这一亟待澄清的领域,本文通过爬梳传播学等学科经典文献,基于将传播视为实践的方法取向,对“传播实践”这一关键词展开了分析,指出其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管理的问题”,“行动的问题”及“文化的问题”,不同层面的实践问题背后实则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想象与主体预设。数字媒介的迅猛革命亦施展出其整合的机制,身体、语言、技术、空间等作为媒介不仅相互影响,不同媒介在数字时代更被赋予新的意涵,并纷纷嵌入到一套联动的传播实践当中。本文强调,作为一种视角的“传播实践”不是并行于传统5w框架的细分领域,而是重新理解“传播”的思维方式。

“传播实践”的概念在新闻传播学文献中俯拾即是,都被作为一种行为和活动的“指代”在学术写作中使用。仿佛,只要是某种现实的物质活动就是传播实践。然而,将核心概念放到常识意义上去用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概念所处学术脉络的忽视。对“实践”的关注可以联系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社会理论层面发生的“实践转向”。其基本意图是要摆脱传统的二元对立思想。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如夏兹金(Theodore Schatzki)等学者编著的《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它展示了这一领域富于论争的局面,不过也呈现出一些基本共识,如实践转向最重要的思想源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世存有”的分析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实践与规则”的论述等,除此之外也涉及到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美国哲学实用主义等的论说。
大致可以判断,对实践的关注意味着在打破二元思维上的不懈努力,如主客关系、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等。由此引申出来对语言和知识关系,乃至对身体(以及具身实践)的关注。一个简约的说法即是,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对象留待我们去分析,更不存在一个无涉研究者自身的传播实践。我们在实践之流里面,而非外在于它。这意味着被我们常识化为“传播实践”的战略、规划、政策、定位、手段、发展、渠道等都是对“实践”的误用。
故而本文从“传播实践”这一关键词入手,试图廓清传播学经典文献中是如何使用它的,采取的路径便是将“传播”的不同理解视为不同的“实践”,另一方面则着重探讨传播实践最终指向何种社会想象,以及更深一层的主体预设。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媒介革命在当前所有学术话语的论域中都是一个不得不回应的时代命题,在此观照下,传播实践及其背后的东西亟待重新考察。
“传播”究竟包含哪些意义?有人指出两种观点[1],有人划分成三种内涵[2],也有人指出至少有五种意义[3],“传播”的多义性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这种多义性又有何意义?彼得斯(John Peters)的说法给人启发,他认为:“每一种视野都抓住了一种具体的实践。视野之所以多种多样,是因为它们基于多种实践。”[4]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说法更为彻底:“任何意义的区别,无论怎样细微,都只能由实践的可能差异所构成。”[5]
如果我们承认“传播”的意义要通过“实践”来澄清,那么李艳勤,一方面,我们获得了展开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即从“实践包含哪些层面的问题”切入,以观照传播;另一方面,在知识论的层面也可以说谢德庆,传播实践同感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无法割裂。例如,哈特(Hanno Hardt)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传播”,同时他试图在当下复兴美国的社会批评传统苏镇巫女 。[6]又如彼得斯从观念的角度研究“传播”,同时他的研究“在传播学界乃至公众中间发起广泛的对话”[7]。此外,亦可领会克雷格(Robert Craig)所谓的“新”应用型传播学便是建立在实践性元话语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型。[8]
一、传播实践的问题
“传播”的多义性指向实践,传播实践也指向不同层面的问题。
(一)“管理的问题”
彼得斯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前,尚没有人将communication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对待。”他还解释说,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著作阐明了“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是人类生存的既定特征”,并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问题。[9]尽管人际交流中保有秘密并不稀奇,但“在威廉斯所在的生活世界里,不同个体大脑之间的割裂具有更加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10]。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了传播学的首次争论,围绕着communication作为“播撒”的视角,其核心意义为通过“各种劝说符号,借以管理大众舆论”。[11]“管理的问题”一直延宕至二战以后。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分野的基础开始奠定,传播(communication)和通信(communications)也开始分道扬镳”。40年代,由于信息论的产生和快速扩散,“信息再也不是什么未加工的数据、军事后勤活动或电话号码;它成了一个根本原理,我们凭借它能解读整个宇宙”[12]。无论是站在国家政权的角度管理舆论大同一中,还是站在市场的角度管理社会和个人,管理问题背后的典型实践有两种。一是“技术性话语”,即基于信息论技术的传播实践,正如库利(Charles H. Cooley)所指出的,传播是“人类关系借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所有的心智符号和用以将它们在空间中传播、在时间里保存的手段”[13]。二是“治疗性话语”,即主要针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的治疗,并流行于美国资产阶级生活中的实践。例如,霍顿(Donald Horton)与沃尔(Richard Wohl)探讨了电视观众“类社会交往”的“治疗”价值,指出基于电视的类社会交往是对日常生活的补充,对那些因年迈、残疾、胆怯或挫折而无法正常社交的人来说至关重要。[14]
(二)“行动的问题”
“管理”更多站在权威的立场,而“行动”更多站在公众的立场。杜威(John Dewey)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交流”是让双方去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交流的问题是互动的问题,而非心灵无法融合。[15]米德(George Mead)指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关于把其他人的参与包含在内的沟通的原则”,“承担他人角色……就合作活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16]。杜威和米德都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但前者旨在用哲学改造社会[17],后者的目的是通过社会过程解决主体来源问题。而齐美尔(Georg Simmel)则关心社会的来源问题,他认为,面对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要用在各种要素本身里先验存在的条件来回答”,“主体在这里面对着的不是一种能逐渐获得一种理论观念的客体,而是社会化的那种意识直接就是社会化的载体或内在的含意”。[18]齐美尔通过具体场景中的社会形式来探寻“社会”的问题。韦伯则更多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研究,他认为“所谓‘行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社会的’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19]米德的传播实践是符号互动,既有符号和意义,也有行动;而韦伯(Max Weber)更关注行动者对他人和社会的理解。针对管理的问题,多具有实证的取向,而针对行动的问题,则往往诉诸解释和理解。一言以蔽之,通过指向行动的传播实践,“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20]。
(三)“文化的问题”
承接对社会行动的考察,凯瑞(James Carey)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推进了上述有关“社会”的问题。从管理的问题出发,传播实践注重“速度与效率”[21],而从行动的问题出发,凯瑞拓展了符号互动的意涵,指出符号具有双重性,“既是现实的表征(of),又为现实提供表征(for)”。据此,他颠倒了现实对语言的优先关系。在所谓传播仪式观的视野下,“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22]。无论是传递观还是仪式观,凯瑞面对的都是文化的问题。传递观背后是宗教文化的动机,仪式观共享的是信仰的表征。当然,凯瑞的研究建立在印刷媒介的经验上,戴扬(Daniel Dayan)和卡茨(Elihu Katz)则从电视媒介的经验出发,提出另一种意义上构建新的仪式的传播实践—媒介事件。“电视和媒介事件提供了一种民族的、有时是世界的‘事件感’。”“它使某些核心价值或集体记忆的某些方面醒目起来。”[23]文化和仪式问题的研究打开了传播实践的时间面向。
二、传播实践与社会
针对管理问题,传播实践倾向舆论治理与实证控制;针对行动问题,传播实践倾向公共生活与意义阐释;针对文化问题,传播实践倾向历时经验与文化研究,冉东阳 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生活的紧密勾连。另一个共通点是,它们都怀抱着某种关于“社会”的想象。管理问题指向总体一致、有机协调的社会;行动问题指向充满意向行动、既整合又冲突的社会;文化问题指向记忆体验与符号表征的社会。以上是从横向来看,如果从纵向来看恺楚,这种对社会的想象和认识还存在一个越来越具体,甚至越来越窄化的过程。
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典型形式就是货币。“货币为所有的人建立一种十分广泛的、共同的利益水准,这是自然经济时代绝对办不到的。”[24]他还写道:“桥与门将人生动力所主宰的形式转化成固定的直观形象,它们不仅像产品一样显示出人类活动的纯动机和作用,它们的外形还凝结了人类那毋庸置疑的塑造本领。另外,桥与门给人的印象各有侧重。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坚定地将天然存在的分离统一起来;而门却显示出,人类又是如何将长久统一的天然存在单元分隔开来。”[25]他始终在现代社会的经验场景下寻找各种“形式”,以阐明他对社会的认识。这种形式在米德那里转化为“符号互动”,他始终关注符号是如何影响、连接并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此“从社会形式到互动关系”的思路又具体化到“角色扮演”上来。他认为“表演崩溃具有人格、互动、社会三个抽象层面上的诸种后果”,“就个体努力避免崩溃或极力挽救未能避免的崩溃而言,这些努力也同时具有三个层面上的诸种结果”。[26]
戈夫曼试图通过面对面的表演交往串联起人格、互动、社会三个层面。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以及以凯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都承袭了这些关涉社会交往问题的探讨,且更多放在大众媒介诞生之后的变化上。而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角色扮演和社会秩序变了,戈夫曼的面对面交往无法诠释电子媒介时代的社会交往。他同时发现:“麦克卢汉指出了电子媒介的应用产生的社会角色的普遍变化,但是没有清楚地解释电子媒介‘怎样’和‘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变化。”[27]梅罗维茨通过细察媒介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据此推进对社会交往的研究。这一思路在古典社会学时期早已有之,如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就对媒介自身的特质很敏感,他指出:“报纸出现之前的议会和报纸出现之后的议会,差别是非常深刻的……在源头和使命的性质上,在所起作用的广度和效果上,报纸出现前后的议会都大不一样。”[28]后来的库利从媒介使用的角度也注意到了不同媒介特质的问题,例如他区分了前语言传播、讲演、书写、印刷、非文字艺术等媒介形式。[29]尽管,塔尔德与库利都陷入了“媒介技术线性进化”的窠臼。
而随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崛起,对“生存于传播之中的社会”的研究就被窄化到内容及其效果上来了膝上舞。社会被视为一个有机体结构,经由各种媒介的互动与内容都是信息,“书籍的印刷和发行者、电报的发报员、线务员和送报员,广播的无限电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都不过是信息处理者。[30]于是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信息的控制、功能及效果。诚然,从结构切入来认识社会也有其丰富性,例如有学者比较后得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西方是“团体格局”,“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这个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31]但这样的讨论已经很难呼应那些滥觞于古典社会学的主题了。
如何返回到传播实践与社会的多维视野中,破除主流传播学程式化、区块化的研究模式,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例如法国学者库蕾(Corinne Coulet)指出,将传播的现代概念应用于古代是不合理的。“这里理论的出发点都归结于一个独特的问题—一条信息的传播、‘群体’的运作、社会关系。这些理论通过多种切入法对它们加以诠释,如信息的数字理论、‘群体’的心理学、人类学”[32]。于是她研究古希腊社会是从其特征本身着手的,即城邦。“城邦”作为人聚合的一种方式,是民主的、商业的方式。[33]这与以官僚制、宗族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邑”[34]显然又不一样。
把城市作为传播实践的经验场域,生发出诸如地理(交通、运输、河流等)、虚实空间、语言文字、货币、石头等传播/媒介形态,以及诸如人的迁徙、信息、货物、人与人、人与自然、记忆等传播/媒介内容。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则认为,事实上城市便呈现为媒介的样态,或者说人类总是通过媒介(网络、图、交叉点)来理解城市。“媒介能记录、传输和处理数据—这是它最基本的定义。媒介可以包括老式的书本、广为人知的城市和新近发明的计算机。”[35]这极大地拓宽了“传播”的内涵,它可以意指虚实网络、主体接口/界面、时空连接,等等。进而传播对社会的意义也被拓宽,传播可以构成社群,或者营造一种混沌状态,如古希腊的闲聊文明,还可以铸造社会机制,乃至形成话语实践,等等。这些都值得重新审视。
三、传播实践的主体
前文探讨了传播实践从针对不同“问题”的横向展开,以及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认识“社会”的纵向演变。从“传播”的多义性,到“实践”的多维视野,不仅可以勾连经验与理论,也能打通学术研究实践与日常生活实践。接下来的问题是,传播实践的复杂性又意味着什么?不难发现,以上讨论基本都最终返回到了“社会”的问题,传播之于社会的意义仿佛是给定的问题。杜威声称,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但他没有阐明传播实践又系于何处?
其实自古典社会学家以来的论述当中一个相对潜在的线索便是对传播实践主体的关注。例如,齐美尔虽然关心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但他的经验材料来自于主体的“人生动力”的各种转化形式;米德的符号互动虽然指向社会,但他始终关心的是通过符号互动能形成什么样的心智与自我;哈特虽然心系社会批评的历史传统,但他也认为“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给传播研究提供机遇,使之能够探索传播在塑造个人意义上的作用”[36]。19世纪末所谓“唯我论”与“传心术”的出现,满腹经纶完整版也“都反映了一种个体本位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环绕着个体心灵竖起的围墙是问题所在”[37]。20世纪40年代以来,尤其随着信息论的扩散与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我们这个会说话的物种的自然史”[38]。总之,现代主义的“人”作为主体,潜藏于传播实践之中。
但是,社会存在于传播,传播实践又系于人,这样单线条的因果推论是值得怀疑的。更重要的是,前述关于传播主体,也即人的讨论中,除了米德之外几乎都缺乏一种主体哲学的反思,否则便是假定一个先验的主体之后就迅速过渡到使用和效果的话题中去。在主流传播学研究中,主体往往是潜在的、先在的、统一稳定的,而媒介特质、媒介使用、媒介内容等是显著的和不同的。但在哲学史上,主体形而上学无论是被赞同还是批判,都处于一个首要的位置。
在此语境下,至少有两位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一是在本体论层面探讨人与人的相遇和关系的布伯(Martin Buber),他指出人总是要么处于交融共通的“我-你”关系,要么(通常地)处于工具性的“我-它”关系,“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一‘你’注定要演变成‘它’,此乃我们命运中不堪忍受的怫郁”[39]。二是海德格尔,与布伯一样指福门,他眼中的传播实践“涉及关系的建构、对他者特性的揭示或对自我硬壳的打破,而不涉及私密心灵财产的共享”[40]。两位学者都反对传播实践是信息或者别的什么,从一个主体到另一个主体的传播过程,更不会滑移到社会运作的议题上去。布伯强调“关系”,海德格尔强调“共在”,这是一种对主体存在本质的揭示。单一本质的揭示有其局限性,但它提供了关于主体存在的诸多洞见,笔者以为这更是传播实践自反性的应有之义。
四、数字时代的传播与社会
杜威声称:“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exist by transmission,by communication),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exist in transmission,in communication)。”[41]从“通过(by)”到“在(in)”,杜威阐明了“传播”的双重属性,不单具有工具手段的一面,亦有存在本体的面向。传播的存在本体面向意味着对人类生存性质的反思:人类赖以生存的身体、语言、技术、空间等媒介,一方面,它们是工具和手段,经由它们,人与人得以交往,社会得以存续,另一方面,它们也融于社会存在本身。
在人类社会,交流的主体首先是作为有机体而存在的。有机体与其所处的物理环境产生联系,首先依赖于有机的器官组成,即身体。身体的感官系统受到来自身体外部的刺激,在身体内部形成反应。在米德看来,这种以身体为媒介,在刺激和刺激影响下形成的生物互动是人类最基础的交流方式,也是社会经验和行为过程出现的起点。[42]社会传播中的个人是通过身体并在身体中存在的,因此身体就是具有双面属性的媒介。身体在根本上是物质世界的组成,作为交流媒介的功能和本体也可以在物质社会得到经验性的观察;而与其无法分离的另一元,心灵,或者说意识,在精神世界的存在。作为精神交流过程中的主体,人的意识本身不是媒介,而是往往要附着于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媒介。形而上的交流不是通过意识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种不再基于身体的意识表达:语言。
马克思(Karl Marx)认为,语言作为“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我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3],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作为媒介出现的语言文字使得意识在人类社会的时空传播得到了可能。无论在原始部落还是现代社会,是口头话语还是文字记录,语言都处于人类意识活动和精神交流的中心。霍尔(Stuart Hall)把语言形容成一种有“特权”的媒介,能够有效地推动意义的产生和循环。而语言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权或优势,是因为它是通过一种“表征系统”来运作的。语言所表征的,或是先于语言和主体存在的现实(反映论)或是言说者个人意向的体现(意向论),亦或是在发生于语言当中的意义构建(构成主义)。[44]这些预设在数字信息时代受到了挑战弦月梦影。数字时代处于核心位置的语言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程序语言,而由数据语言“表征”的现实是一种虚拟的实现,或者借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隐喻,是一种通过现实化所有数据来“无条件地实现这个世界”的“完美罪行”。[45]
人类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通常被予以三阶段划分:口语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技术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许正是在这里所谓第二阶段,即印刷文化阶段。塔尔德较早注意到印刷文化阶段的独特性:“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公众,……这个公众就是第二个意义上的公众,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46]自电报以来,“每一接踵而来的新传播媒介都触发出有关它对美国生活的意义的推测和预见”[47]。19世纪90年代,库利、杜威、帕克等学者开始将现代传播的整体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并作出综合性的考察。电视是大众传播媒介史上的又一重要主题。汤普森(John B. Thompson)划分出三种类型的社会互动,即面对面互动,中介式互动,以及中介式准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48]所谓的准社会互动是指由大众传播媒介(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等)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在梅洛维茨的论述中,电子媒介阶段的代表就是“电视环境”,以及电话、收音机等。社会场景与交往行为的分离是他所主要着墨的地方。在数字时代,这一社会场景的转变似乎更应证了“地域的消失”。而在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看来,如今“发生了另一次历史规模相近的技术转变,也就是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将文本、意象与声音整合进入同一个系统,在开放且可以获取路径的条件下,于不同的地点和选定的时间里在全球网络上互动,这种做法确实彻底改变了沟通的特性”。[49]鲍德里亚则直接宣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一切都虚拟和幻觉,“所有与影像同类的幻觉都被完善的技术消灭”。[50]
不同的传播媒介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促进了个体在空间范围内与遥远他者的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的“不可交流性”扫清了障碍。人的生存离不开空间,人的交流、社会的形成也离不开空间。交流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该词最早出现于十四世纪,但开始的时候只是“聚会的方式”,到了十六世纪,变成了“被传达的信息”。[51]从“聚会的方式”到“被传达的信息”,传播媒介本身的实践意义被忽略。据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说法,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咖啡馆是伦敦和巴黎常见的聚会场所。到了18世纪中期,除了咖啡馆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可供城市内部陌生人聚集的新的场所,如酒吧、第一批餐厅、供行人散步的公园、男性俱乐部,等等。[52]在数字时代,作为媒介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原来面对面交往的实体空间在数字空间内成为虚拟,交往的场景成为一种想象,而非观看。此外,在数字时代这种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空间类别,生成了多样的交往互动模式、传播模式,进而构造了数字时代的社会。
综上,技术作为媒介对身体和语言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技术作为身体的延伸与构成要素,同时也就预示了技术的发展有取代物理身体的可能;另一方面,技术作为语言的载具,它的变化左右着语言的风格与法则。空间作为媒介为身体、语言、技术都提供了活动的界面。无论是实体的空间还是虚拟的空间,静态的空间还是流动的空间,都构成了身体、语言、技术的发生变化的源始变项。
身体、语言、技术、空间等作为媒介不仅是互相影响的,数字时代为媒介赋予了新的意涵。身体朝着抽象的身份转变,语言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技术朝着仿真和幻觉的维度延伸,空间朝着虚拟社区的地方蔓延。这里并不是给定了一个唯一的方向,而是数字时代使媒介的多样性上浮现出一种共通的变化,即数字的、非物理的、间接的、私人的等变得愈发显著。这些变化也体现在不同学者的研究对话中。对戈夫曼来说,在场的身体是媒介,而对鲍德里亚来说,媒介是虚拟的身体;对米德来说,社会交往中的语言是媒介,而对波斯特来说,媒介是“无词之物”;对库利来说,传播技术是媒介,而对卡斯特来说,媒介是容纳互动的网络;对库蕾来说,不同的物理空间是媒介,而对梅洛维茨来说,媒介是正在消失的地理空间。数字时代的社会正是在这些既是工具手段金瑟祺,又是构成性要素的媒介中共同塑造而成,无论是以一种肯定还是否定的方式。
五、结语
本文旨在展开“传播实践”的多维视野,并强调每一种对“传播”的认识和理解都蕴含一种“实践”的意涵,其背后也都存在着一套对社会的想象和主体预设。进而在数字革命的语境下,通过媒介变革的梳理我们又得以透视传播与社会关系的嬗变。需要指出,对关键词“传播实践”的澄清并非随意选择,一方面,固然源于对既有研究中混淆使用核心概念的现状不满,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深感思维转换之艰难,当前我们委实难以声称业已跳脱出了理性主义的藩篱,即从理性主体出发审视作为对象的传播实践。而在数字媒介革命的促逼下重提实践转向的脉络和理论资源有其必要性,无论是人类主体还是社会客体,二元论的框架一再受到现实经验的冲击,媒介与实践的互构、整合,为我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传播与社会关系。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阐述何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理论”是不可能的时候指出:“有一些概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行动者在实践其所为时,自己就以某种形式知晓并采用了它们。”[53]据此,我们可以延伸开来,过去研究者们的分析实践之所以有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在展开分析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或确证了作为对象的,并且已经在那里的“传播实践”了呢?这意味着,传播实践如同传统的5W一样,只不过是新添加了一块研究领地。这正是本文的澄清所力图规避的,“传播实践”不是细分出来的研究对象,而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理解“传播”的思维方式。
在此观照下,本文业已阐明“传播实践”至少关涉三种问题类型。但当前的研究大多还在处理传播实践的“管理问题”,这当然有其合法性,但即便如此,在经典文献中,“管理问题”所指向的治理和控制也无不处于旨在凝结有机社会的脉络里,反观现有研究,其旨趣显然狭隘了许多。至于行动和文化的问题,前一领域中再难有像韦伯、米德、齐美尔这样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学者,后一领域中又极大地庸俗化了“传播仪式”的概念,并忽略了其中关于“符号双重性”的重要论述。对原著脉络的陌生,以及社会旨趣的缺失,致使传播实践的“主体”在学术写作中也多是作为一种不加辨析的人类中心主义。吉登斯的新实践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指出:“无论是主体的构建,还是社会客体的构建,其根基都在于紧密渗入时空中的社会实践。”[54]因此,尽管吉登斯也同样点明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和现象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创新对理解“实践(praxis)”具有标志性意义,但他对由此带动的“语言学转向”有一种修正的看法,即并非转向语言自身,而是言语或表意过程与行为之间的关联,而这样的关联要放到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实践中来考察。这无疑对“传播实践”的研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要求。显然,我们只有在研究中厘清这些理论问题,才有可能在重大议题上与诸学科展开有效对话并共同推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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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骆世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18年第1期 67页至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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