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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界风云粤语余辉:徐邦达与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品艺斋

余辉:徐邦达与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品艺斋


徐邦达与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
余辉故宫博物院
上世纪60年代,周盛俊杰徐邦达等一批鉴定家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中国的艺术史界本可以缩短疑古阶段进入释古阶段,彻底还原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本来面貌。由于“文革”,这个阶段停滞了。而西方学者正是在这个期间就鉴定中国早期绘画的问题作了大量的文章,并及时转化为艺术史专著、教科书以及索引等。灵界风云粤语
古代西方艺术品的公开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因此,他们是在鉴定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才形成了具有完整意义的艺术史著作。而中国的同类艺术史专著则恰恰相反,鉴定工作尚未展开,艺术史家的著述已经走在了前面,从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出版和翻译了十余部中国美术史 或绘画史专著,这之间倒差了整整半个世纪!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鉴定问题,徐邦达指出:“大凡 清代到后期唐之韵解说词,宋元真迹,大半入了《石渠宝笈》,以至流传于外的极少,鉴藏家为了装点自己著录书的门面,不惜羼入一部分伪本以蒙混他人。”但是,“元以前人对于摹本、原本,一样对待,不甚区分……”赝品伪迹泛滥,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和平时代中,在藏品公开的前提下,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鉴定活动,才能逐步解决。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古代书画经过一段时间的公开展示后,鉴定家们开始就其真伪问题展开系统的鉴定与研究。国家文物局在1961年组建了国家书画鉴定小组、博物馆讲坛和学校课堂,在对古代书画作品的时代、作者等基本认识上产生了分歧。书画教学与鉴定工作产生了严重的脱节现象,一些赝品书画被当做真迹被学生临摹。
1950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调徐邦达到北京任该局文物处业务秘书,他在北海团城负责征集、鉴定历代书画,汇集了散落在民间的三千多件古书画,其中包括散佚在民间的清宫旧藏。1953年11月,徐邦达随着这些国宝奉调到故宫博物院并开辟了绘画馆。
徐邦达认为这个时候要赶紧做好“后勤工作”,这个“后勤工作”即古书画的辨伪工作,为博物馆的展览、高校艺术史课堂教学、出版社的古书画出版等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图像材料等信息,如作品的时代、作者和内容以及鉴藏史等等。
图画和图书在古代被统称为“图籍”,它们都有一个真伪的问题。古书有原本、抄本和伪本,古书画也一样有真迹、临本、摹本和伪本鸾鸽。历朝历代民间都有许多临摹仿造古书画的活动,在唐代和宋代相继出现了由宫廷组织的大规模临摹先贤书画的活动,精心制作了许多副本,在当时是出于延长原件寿命和研习的目的。由于历史上自然和人为的因素,东晋的卷轴画几乎荡然无存、唐代的卷轴画亦存世无几。唐宋时期宫廷组织临摹的晋唐书画的副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就达二十余本之多。在20世纪中叶之前,大多承清宫旧说,多以真本论之。重新认识先贤及皇家的鉴定结论,如将临摹本与原件区别开、真迹与赝品区别开,是20世纪中叶研究古代书画的重要课题。
1951年,徐邦达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考古专业的兼职讲师,为考古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书画鉴定课程,由于他有浓重的江浙口音莎拉公主,在讲课时,启功为他写板书。他和启功深入到中国考古界的大本营里探知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当时的发掘成就,使他有机会与许多考古学家相识,这在徐邦达的学术生涯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徐邦达运用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原理,寻找出历朝历代名家书画的真本,以此作为鉴定标尺,衡量各种形式的赝品,使中国古代书画历史的面貌客观起来。
自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初,徐邦达和故宫的同道们基本解决了鉴定故宫博物院藏早期书画的真伪和文物等级问题,其成就的体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一级品档案里,因而很少为外界所知。195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系统撰写所经手的早期名迹。1958年,他发表了《黄公望和他的,<富春山居图>》,匡正了乾隆皇帝影响百年的误鉴,并确信《剩山图》(浙江省博物馆藏)为《富春山居图》卷之残余部分。“文革”终止了徐邦达的著述工作,在干校的“牛棚”里,他凭借记忆对多年来形成的古书画鉴定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写下了《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和顾颉刚一样,徐邦达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一定要将鉴定工作建成一门有系统理论的学问。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古代书画的鉴定经验进一步成为可以系统传授的一门学科。

徐邦达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图录》里将一大批以往被认为是真迹的古代书画分为三类:其一是摹本,其二是传本,其三是仿本,主要集中在东晋至北宋初。他对材质的判定和研究,细致入微,重视底本和传本的历史,并运用当时的出土文物进行校正,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这使艺术史的真相更加清晰,这些耳熟能详的早期书画名迹达百件之多。
关于古画的摹本,特别是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徐老的研究尤为精到,该图曾经是清宫旧藏,著录在清宫《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里阎立本的名下,谁也没有怀疑过乾隆皇帝及其大臣们的鉴赏眼力。但徐老认为其“底本,可能是唐人真本(也许真是阎立本所作)”,“我以为此本书画出于同时一一即在宋初有人先临阎画,章友直(伯益)又临写二李装褙题名再连书禄东赞事迹于后”。1980年代初,徐邦达将《步辇图》卷定为宋摹本,他撰文指出:“论画法技能不太高, 人物面相呆板少神,衣纹勾笔也欠劲健飞动,这是出于临摹的特征雷连鸣。”徐邦达肯定了拖尾自米芾起,所有题跋倶真无疑。
徐邦达将一批以往被定为“一尊”的古代人物画降为“传本”。这类古画主要集中在五代以前,不可能有作者款印邹运明,也没有早期鉴定家的佐证,这类数代相传的珍本,其画风往往与某作者时代颇为相近,即归于其名下,故此类古画皆属“传本”。徐邦达立足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同一书画家的各种本子,找出原本、区别底本、指出临仿本。在时代上,徐先生的绘画鉴定终于清中叶的“扬州八怪”,而书法鉴定工作大多止于明末,但他在书法领域里的辨伪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绘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绘画。对书法的辨伪还包括了考订书写内容的真实性,由此,徐邦达否定了一些杜撰的尺牍和文书乃至敕书。一些在书法家那里定位为“一尊”的古代名书,甚至曾被用于字帖范本,竟然一件件失去光彩,现出了原形。
徐邦达根据装裱的材料和样式、收藏印的真伪,特别是书写的状态判定了一批旧作王羲之的真迹为临摹本。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根据其“笔法滞泥不生动, 其牵丝带笔处,极不自然……定是后世勾填……不能晚于北宋”。王羲之的《平安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为“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钱鹏飞,点画有失误处……南宋中晚期勾摹本”。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上海博物馆藏)“用笔洒脱流利,当非勾摹之本……从全帖看来,又有些接近于宋米芾的风度”。“此帖所用笔较柔软,亦不似晋唐人书中习见者。”
徐邦达以书写材料为据,更增添了鉴定结果的可信度,如《雨后帖》、《中秋帖》所用的是竹纸,这是宋代才出现的书写材料,因而这些古帖均出自宋人之手。徐老进而根据字形、字体、书写工具和材料及题跋等依据,对传称唐代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帖》、褚遂良摹王羲之《兰亭序帖》(天历本)加以肯定,否定了种种不实之说,使此类书迹的摹者之名不再陷入疑惑。他以宋代避讳为依据否定了唐代孙过庭的《景福殿赋》卷,实为“南宋无名人书”,又从草法和避讳判定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第五本》的“上限超不过北宋”。

徐邦达对古代书画的鉴定成果为撰写符合客观历史的中国艺术史教科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1年出版的《古书画鉴定概论》和《中国古代绘画史图录》上首次以最简洁的方式公布了作者对上百幅早期绘画的鉴定结论和基本观点。其中,《中国古代绘画史图录》几乎传播到每一个艺术史专业的学者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古代艺术史写作者论定真伪的“定音符”。
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艺术史家对早期绘画真伪的鉴别水平是相当有限的,难以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全面比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面巴利斯坦。1980年代初,在徐邦达发表一系列鉴定论文、图录后,渐渐改变了这一艺术史研究的僵局,毋庸多言,徐邦达的意义尽在其中矣!
徐邦达的鉴定工作并不孤单,他与张珩、启功、傅熹年、朱家溍、刘九庵等先生共同开创了符合博物馆工作特性的研究方法,他继承了传统的经验式鉴定方法和乾嘉学派的考据手法,又汲取了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有机结合起来,在鉴定界确立了坦诚求实和科学严谨的学风,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将原先只可意会的感性经验发展成可以言传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美啦张博,并上升到学派所必须的体系化研究成果的高度。徐邦达在书画鉴定研究上倾注了近80年的心血胆囊壁欠光滑,凝结成近600万字的《徐邦达集》,堪称是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的宗师。经过五十余年两代故宫学人的努力,这个学派在故宫博物院已经被认可,并对其他博物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徐邦达等人将他们大半辈子关于古代书画的鉴识集中倾注在“文革”结束后的七八年里,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可以说,鉴定中国书画的话语权重新回到了中国。在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召开的关于鉴定董源《溪岸图》轴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启功代表徐邦达等大陆学者陈述了对该图创作时代的意见,即传为董源的《溪岸图》轴当属北宋初年之作,而不是所谓张大千的伪作,在客观上表现出中国学者和华裔艺术史家对鉴定中国书画所持有的话语权。徐邦达的意义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果,而且标志着中国的一个时代在国际学术界拥有鉴定中国古代书画的话语权。当对某件古代书画的鉴定意见纷呈不一时,在国际范围内,徐邦达和他的同道们在国际学界具有相当强的信服力,显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尊严。
民族尊严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文化尊严是一个民族尊严的具体体现,意指其历史文化是真实可信的,大到历史时代,小到具体的文献图像松阳人才网,都是可以“触摸”的历史。我们庆祝徐邦达百年华诞,其根本要旨就是要在各个学术领域里拥有我们的文化尊严,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拥有我们的话语权,使中华民族的学术生命线绵延不断,代不乏人。
注: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第016版学林
徐邦达部分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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